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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国青年艺术家

游戏一词在中西文化史中都是一个很悠久的，同时又是很普遍的概念。整个西方哲学对游戏概念的理解，延续了这样一个意思——游戏涉指生命的日常行为；在东方文化里，有“游于艺”的说法，“六艺”是对日常行为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的素朴认识。同时，日常行为的形式是多样的，它自身具有开放性，它像游戏的概念一样无法找到共同的本质。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本质可言，我们不能够界定，也找不到所谓游戏的本质。在这一前提下，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看作一种游戏。任何游戏都有规则，任何内在的认识，都有一个外在的标准。没有任何日常经验是能够脱离客观自然而得以印证的。 ... [详细]

徐红明的“东方红”

“东方红”是艺术家徐红明一直纠结于心的一个概念。他对中国天然矿物颜料中的红色十分迷恋。近期，徐红明每日殚精竭虑、进而身体力行的一种劳作，就是把这种中国红运用、发挥到淋漓尽致。他试图从自己内省的精神图景中提取一种红红的成色，让红色在视觉和知觉意识上变得更纯净，更明艳、瑰丽。这种极具艺术家精神个性的红，似乎只有他熟悉的矿物红色才可以匹配、比附。艺术家以随性的方式掌控画面着色过程。浓淡、疏密的色彩分布和色彩叠压，形成浮云一般生动的抽象语言。虽然徐红明的作品对观者往往深具视觉吸引力，但他却重视创作过程甚于结果。他所刻意追究的并不是画面所呈现的视觉效果，而是日复一日在艺术劳作中强化的精神内敛。他试图这种重复性的自修中提炼自身的心性。人的心性往往指向无限的自由。而对自由的承载，无疑是徐红明最核心的个人价值诉求。进而，他对自由边界的探索，则历练为一种抽象的个性化语言。对徐红明而言，与浓淡、疏密息息相关的，不再是审美的经验和范式，而是精神自由张扬的维度和限度。 徐红明并不避讳“东方红”一词被人望文生义、或穿凿附会的种种风险。其实，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红色经典，欧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东方主义误区，都没有对艺术家构成历史的遮蔽和现实的干预。面对文明传统和现实生活，徐红明不惧既有规范，更不担心名实之辩。规范让他生挑战之心，思辩让他得求索、扬弃之道。

距离 中国挪威艺术家联展

Alfred Vaagsvold的抽象绘画以对大自然的直接关注和直白表达，而摆脱了现代主义个人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霾。Vaagsvold以海浪和风为主题的抽象离我们并不遥远。 Christian Sunde以光为题材的装置和雕塑，也不会让我们费解。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新兴科技造成的视觉经验，人们的感受基本一致，不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多么不同。 Elin Høyland的摄影作品却将我们推得很远，它们展示的是典型的挪威人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遥远的传说。*高翔的作品让我们想起汉代的星象学和秦朝的兵马俑。但是，实际上高翔的作品表达的是当代人如何让世俗的个体生命与神圣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而赋予个体生命以崇高的精神维度。 黎旭的作品将我们带到更远的神话时代。黎旭的作品表达的是今天的中国人面对传统文化的暧昧态度，一方面崇敬传统的伟大，另一方面调侃传统的虚幻。 孙逊的作品描绘的是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表面上看体现的是一种近距离的现实主义观察。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孙逊表达的更多的是他的个人感受和记忆，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私密性。

尘世与梦魇：李占洋的艺术转型

1994年到2007年，李占洋的雕塑走的一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路子。他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科班出身，所受的学院教育奠定了他早期的写实手法和思想倾向。1994年，李占洋毕业后到重庆四川美术学院任教。基于继续学习的热望，他考察了四川大足、安岳石羊等地的中国石窟雕刻，足迹遍及史上“南丝绸之路”的一些重要人文遗存。与此同时，重庆川味浓郁的生活气息及其五光十色的夜生活让他耳目一新，引发了他关注现实、介入现实的热忱。深度洞察并表现尘世间人的欲望，成为他创作的一种动力。1997至1999年他在中央美院进修期间，开始吸纳一些中国古代石窟雕塑和近代民间雕塑“泥人张”等流派的营养，边创作，边思考当代艺术的观念和方法论问题。由此，他在雕塑语言上，找到了相对稳健的形式和价值取向。1998年他的《大丽都》引发国内学术圈的注意，这件雕塑集中体现了他早期作品的特点。体态粗放、手舞足蹈的狂欢者挤成人山人海的一堆，造型保留一定的泥塑感。 ... [详细]